一个悄然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因子，竟来自一个房地产政策的变化——90/70政策的实施。

这也许出乎这个政策制定者的意料。

90/70政策原本出于遏止高房价，在中国国情的约束条件下，实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初衷。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开发商开始行动起来——万科所进行的“围屋”实验，似乎正在通过建筑对居住形态施加影响，将人类重新引入“部落化生存”的时代。

从私宅到大院到商品房再到“围屋”，中国人的居住形态在建国后的短短58年间经历了飞速变化。“围屋”这一居住形态的出现似乎正在为麦克卢汉重归“部落化生存”预言，提供绝佳的注脚。

90/70政策在促使居民“部落化生存”的同时，也势必要求公共权力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如果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不能履行这样的职责，90/70政策将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香港已为我们作出表率。

一线调查

90/70时代：正在缩小的社会细胞

许龙溪决定不卖房了，无论买家出再高的价钱。

刚刚当上父亲的许，不是要把房子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年逾七旬的父母。

然而，仅仅三个月前，他还在想尽办法，琢磨着如何能将这套房子卖出更高的价钱——因为他要购置一套新房。眼下只有68平方米的这套两居室，已经不能满足他“三代同堂”的夙愿。

2006年“横空出世”的一项房地产调控“新政”打乱了许龙溪的安排。这一年的6月，国家建设部等9部委下发文件，要求每个城市新开工建设的住宅总量中，应有70%以上为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型住宅(以下简称90/70政策)——90平方米的两居室，显然无法满足许龙溪“三代同堂”的住房需求。

许龙溪和他的小家庭注定要与自己的父母分开。

90/70政策在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的同时，却已悄然地影响、改变着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结构。必须的“大住房”

出生于1977年的许龙溪，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都是教师。他出生的那个年代，计划生育在天津还并不是一项强制政策，但许龙溪的父母响应号召。于是，他成为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

7年前，许龙溪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此后，他进入了一家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民营软件公司。工作3年之后，在父母的资助下，许龙溪在北京的北太平庄一带买下了一套68平方米的二手房，这便是他至今仍和父母一起居住的住所。

许龙溪告诉记者，当时买房主要是为了结婚。这对“准夫妇”对于房子的所有考虑，仅仅出于是两个人的使用，而并未考虑到未来父母的到来。

他们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套68平方米的住房会在三年之后，成为一个“麻烦”的开始。他们更没有想到，对他们住房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一个房地产政策的变化——90/70政策的实施。

2006年，许龙溪的孩子出生了，如何照顾孩子，这个问题摆在了这对夫妇的面前。后来，许龙溪决定让父母来北京带孩子。“当时一方面是带孩子，另一方面是想把父母接来。因为我是独生子，二老都快70岁了，在天津也没人照顾。”许龙溪向记者诉说着当时的考虑。

“幸亏我爱人不是独生女，否则4个老人加上我们一家三口，那样的话恐怕还要更大的房子。”许龙溪半开玩笑地自我解嘲道。

事实也确实如此。许龙溪父母来到北京后不久，就卖掉了他们在天津的房产，替许龙溪一次性还清所购买二手房的余款。但矛盾由此而来。

“我们睡在小房间，爸妈睡大房间，现在可以，孩子以后长大了住哪呢？”许说。由于这是一套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所谓客厅仅仅是一个狭窄的“过道”。5口人居住在一个68平方米的两居室里，连卫生间的使用都颇感局促与紧张。

自己是独生子，赡养父母责无旁贷；但自己儿子一天天长大，也需要独立的空间。许龙溪意识到，时至今日，若想“三代同堂”，换一套更大居所的时候到了。人算不如天算

2006年是许龙溪工作的第六个年头。此时，他手中已经有了一笔积蓄，虽然不多，但也够凑出一个“大房子”的首付。

“对我们来说，130平方米左右的三室一厅就可以了。”许龙溪的母亲说。但无奈的是，当时北京市场中在售的三室一厅的主流户型，面积最低也在150平方米以上。

2006年北京的房价正在进入一个历史上最快的上升周期。在距离他上班比较近的北四环、北五环沿线，8000元/平方米以下的商品房已经难觅踪影。“好在我们在北太平庄的那套房子升值很快，把这套房子出手，再加上我们手中的一部分积蓄，凑足一套150平方米左右的三居室的首付，应该没问题。”许龙溪对记者说。

在发现了一个位于东北四环与五环之间还尚未露面的住宅项目后，他们就将这个楼盘作为自己“换大房”的主要目标锁定下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许龙溪的妻子还辗转多方，找到了这家楼盘开发商的关系，帮自己一家人拿下了“优先选房”的权利。

彼时已经是2006年4月，按照原计划，这个楼盘的规划许可证、规划建设许可证都已经取得，只待开工证到手之后，便可以获得预售资格。

正当一家人认为“大房子”有了着落的时候，现实却跟他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当年5月，国务院下发多份专门针对房地产领域调控的文件，并且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调整供应结构上，90/70政策随之出台，对许龙溪一家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恰恰是这个政策。因为这条政策要求，所有未开工建设的住宅项目，都必须按此比例进行调整。

许龙溪一家看中的这个楼盘，恰恰是没有领到开工证的项目。于是，漫长的等待随之到来，直到2007年的2月，这个楼盘才完成了规划调整，开工建设继而开始对外预售。

然而，此时此刻的楼盘，与许龙溪一家一年前看中的楼盘相比，已经面目全非：80%以上的户型都在70平方米~90平方米之间，而剩下的20%可以满足“许氏家族”需要的大户型，都是200平方米左右的超大户型。

许龙溪不是没有想过另寻他途，但政策影响的并非只有这一个楼盘。按照北京市建委的初步估算，2007年全年北京市将有300万平方米左右的住房供应入市，其中210万~230万平方米的供应量，将以低于90平方米的小户型形式出现。而北京目前需要大房子用以“三代同堂”的人并不在少数。因此，大户型住房在市场中已属走俏，更何况这还仅是规划中的预估数字，此时令许龙溪可以选择的余地已经十分狭小。

这家楼盘的开发商私下向记者表示，这也是迫于政策压力的一种调整。因为80%都变成了小户型，开发商的利润已经不高，只能在剩下的20%大户型上做文章，所以剩下的户型做得都很大。许氏一家最为合意的150平方米左右的户型，恰恰是开发商利润最薄的一类，所以最终在做设计时被放弃。

不过，有“关系”的因素，开发商还是履约给予了许氏一家“优先选房”的权利。但面对7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89平方米的两居室，许龙溪感觉，选哪套都没有实质意义——这都无法避免与父母再度分开生活的现实。

许龙溪的遭遇并非个案。据北京市民政局新近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3月，在当年前三个月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人数中，75.3%为出生于1980年前后的独生子女，其中，登记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占42.9%，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步入了婚龄的高峰期。

显然，对于这一代已经逐步跨入婚育高峰的中国独生子女而言，90/70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绝非住房结构的调整那样简单。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