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因为好言忤众而成为万炮齐轰的出头鸟。虽然任志强的能量还不足以一言兴市一言废市，但对于深受高房价之苦的众多消费者，却提供了一个大小合适、危险系数不大的宣泄渠道。    

    任志强有三宗罪。    

    第一宗罪，在宏观调控的大形势下逆流而上，大谈房价高企是因为供需所致，昧于形势。他最近的言论包括“宏观调控是为了房价稳涨”，“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抛出震惊四座的“丫环论”。任志强确实是国企老总，但如此一来却将国企最后一丝遮羞布全部扯下，从推进国企制度性改进和以当代企业家自居的国企高管们莫不恼火。    

    更让人头痛的是任志强喜欢舞文弄墨，牙尖嘴利。在房地产暴利之说占据主流话语权之后，任志强推出房地产无暴利论，依据是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仅为6.7%，不管是净资产回报率还是销售利润率都在7%以下，在全国普查的16个行业中销售利润率排在第7位，仅为中游水平。而近日财政部公布的39家房地产企业的利润和税收情况足以让任志强哑口无言，但更应该羞愧的是政府统计部门，政府赖以制订政策的数据有时成为笑谈，究竟是谁的失职？任志强的百宝箱中包括有关部委的历史文件，每一条都是对政府部门对房地产商前倨而后恭的当头棒喝，反应了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市场投机心态。   

    明知是丫环之身却摆不正位置，试图明火执仗公然对抗大太太，下场不会太妙。如今摆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态度于事更为有害。    

    第二宗罪，在民众对于高房价怨声载道之时同样逆流而上，声称“房子是为买得起的人盖的”，主张建立穷人区和富人区，“明天的房价会更高”。    

    如果说制度成本是任志强对付政策变更的有力武器，那么，市场理论与供需关系则是用来对付消费者的秘笈。但聪明如任志强应该不难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悖谬关系，如果市场主要由政策与官员调控，那么所谓市场定价只是一句空话。在资源要素的任何一个环节稍加调整，就能让消费者预期产生极大波动，在很长一个阶段内，政策是饵消费者是鱼，放下饵吊起鱼，各强势阶层根据距离权力核心的远近坐地分鱼肉。当然，也有一部分作为预算外财政投入公共设施的建设。    

    作为国企老总的任志强遥瞰市场乐园，对市场化的憧憬并没有错，但由此产生幻觉，就拿彻底的供需关系与投资理念来说事儿，撞得头破血流也就在情理之中。    

    等到社会把政府的保障责任与市场房产投资区分之后，等到市场正常到不是每个房地产商都造高价房的时候，再来普及市场与投资的理念，恐怕更为实际。    

    第三宗罪，作为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任志强本应有更大的关怀，对企业家群体负起更大的责任。但他最欠缺的就是JP摩根与卢作孚的深广的社会责任感，只靠言语辛辣取胜。这个“诚实到可恨”的孩子，在强调市场的同时抽掉了企业家的脊梁，在赚取利润的同时给市场竖起了敌视的围墙，这让中国的内生的市场资源失去了最可贵的民意支持。    

    任志强以市场之矛攻民意之盾，其人格主体与市场理念分裂到如此地步，正印证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精神分裂现象之严重，其危机之深证明了目前正常的弱势消费者意见传达平台、不同梯度的市场传递能力、多元化的金融流通等等平台均未建立。在行政性市场的悖谬逻辑中孤军奋战，狂人任志强就此定格为一个错乱的缩影，中国房地产市场何尝不是！

    注:Z兄发表大作,建议将土地管理权限收归国务院，由国土资源部具体实施；同时在各省(市、区)设立不隶属于当地政府的国土资源管理派出机构(譬如特派员办事处)，对地方的国土资源行使处置管理权。为在土地管理方面听政于民,同时建议设立一个由国务院派出机构、地方政府和市民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采取合议庭形式，负责每一宗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决定事宜。Z兄是纯粹之人,所以有此美好建议。

    实际上，如果这一方案能够成为日常行政制度,那说明中国的改制已经成功,民主议事框架大致搭就，且组织与议政能力已成，不至于行政成本成公共财政漏斗，听证会也不会再形同虚设------土地管理权比之于风景点门票上涨，利益孰轻孰重。连个门票利益都不肯放，遑论土地管理权？并且，地方财政赤字如何解决、在如今情形下舍却卖地地方靠什么来支撑财政半壁江山？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