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三次大争论的由来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主题有过三次大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济学家薛暮桥、吴敬琏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次争论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这是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个提法在后来遭到了有些人的批判，认为“市场化、私有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后来邓小平出来表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我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当时，还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对搞市场经济。而“皇甫平”文章的发表更引起激烈的论争，其实“皇甫平”文章就是按照邓小平思想写的。这场争论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告终，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得到了肯定。

第三次争论是2004年到现在，围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2004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新矛盾、新问题，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今天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少了政治体制改革、法律体制改革的配套、相随，不是市场经济引发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不够完整。2004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出现，这很危险。去年底刘吉撰文批郎咸平，高尚全呼吁警惕否定改革思潮，这是促使我写《改革不可动摇》的主要动机，虽然还有客观因素，比如《世界》杂志约稿。我在文章中提出，一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并批评了当前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论倾向。对于反对之声，我看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民粹主义有滋长的倾向，这在网络中更明显，他们以嘲讽、挖苦、打倒权威为快事，例如将吴敬琏等视为利益集团代言人。

二是年轻人情绪化，他们对当前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住房难等现状极为不满，由于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迁怒于改革，认为都是改革的错。

三是有一部分人，一直抱着极左观点，从来不认同改革，利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将争论引入意识形态，重现“姓社姓资”之争，从而定论改革失败。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改革，要走回头路，这是要害，也是我最担心的。

中国围绕改革的三次争论，前两次都是由邓小平出来讲话，肯定改革的方向为终结。第三次争论还没有完，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应当重视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的问题

改革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换句话说，是解决个人私人品缺乏的问题。

进入2000年，中国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两千多万人，大多数群众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在吃穿不愁之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社会公共品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例如人们希望住得更宽敞，出行更方便迅速，“住”和“行”也成为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更成为人们关注甚至担心的焦点。而社会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短缺、低效的，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承担，后来却要靠“希望工程”，叫人难以理解。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来源：东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