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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VS 中国,鲜为人知的楼市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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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上有这么多有钱人,在深具“买房置地”传统的中国,不买房又买什么呢?更何况房价叫着欢地上涨。 其次,中国城乡割裂的“二元制社会”结构,从根本上造成了地区发展极端不平衡,促使购房资金过度集中。东部上海很多人的收入已经和国际同步,而中西部大量农村还为了每月500元的收入而在田间劳作,这就形成了一个“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然导致贫困地区的“先富阶层”向发达地区集中,农村“先富阶层”向城市集中,这一群体的数量不容小视。山西暴富的煤老板们北京、上海炒房的行为,即是这一趋势的极端反应。 再次,是中国长期温和通货膨胀导致的不明朗前景和烂掉的股市导致资金涌向楼市。笔者接触过一位在南京从事药材生意的中年人,月入三万,他最担心的就是资产的贬值和养老问题。钱存银行,一年期固定利率2.25,但大家都感觉得到,每年物价上涨的幅远不止这个数,所以,钱存银行实际就是在缓慢地烧钱,直到有一天,你一生的积蓄一文不值,这在苏联解体时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有养老问题,中国养老金账户亏空25000多亿,与中国年财政收入差不多,而且随着劳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这一数字还将扩大到10万亿以上。指望这样的资金养老,你放心吗?那么怎么办?只好买房。这位药材商的计划是买三套高档住宅,再买一两间商铺,老年时指望租金生活,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从宏观环境看,股市的低迷、银行理财产品回报率的低下,国债的低息,似乎只有投资房产一条捷径。 虽然,有钱人很多,但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是需要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来支撑。换句话说,基于中国贫富极端分化的国情,中国房价必然只能大起大落。当房价处于上行周期的时候,绝对数量庞大的先富阶层大规模炒房,在银行资金的帮助下,这种投机资本可以扩大三到五倍。而当房价滞胀下跌的时候,大规模资金斧底抽薪,处于价格高位的房地产市场将形成“富人不敢买,穷人买不起”的尴尬境地,于是,降价也就不可避免。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就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有人会疑问,为什么房价似乎依然坚挺?易宪容从理论上告诉了我们一个关键的原因:一只有形的大手托住了房市。那么,谁在托市?答案是地方政府和银行,从南京今年大规模的拆迁规划就知道了,这实际上是用一种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方式来延缓一个不健康肌体的死亡。正是因为有了权力的介入,中国房地产这个“百足之虫”才能够“死而不僵”。 第四,地方政府和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爱护有加,一个提供权力保护,一个提供资金保护,在把中国房地产市场变成“老百姓养老金的屠宰场”的过程中倾尽全力。 大家可能注意到,南京政府近期通过媒体放出风来,声称今年南京将加大拆迁力度,总计1.5万户300万平方米,随后又自我否定,说是很可能达到5.1万户,总计约800万平方米。一个堂堂的市政府,竟然在拆迁规划上如此“儿戏”,连“1.5万户”和“5.1万户”这两个相差万里的数字都搞不清楚。这只能说明一点,政府在故意制造信息假象,故意制造“恐慌”,力托楼市。所谓“1.5万户”是为了迷惑中央,所谓“5.1万户”是为了恐吓老百姓。据担任公务员的朋友介绍,今年拆迁量可能会达到3万户,合计400-500万平方米。大家应当明白,这样的一个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拆迁规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中央三令五申要调控房价,并鉴于拆迁中的暴力违法,严令各地控制拆迁规模,甚至于把稳定房价上升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在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南京房价停涨,供需比例发生大逆转,据估计2006年,南京待售面积可达1800-1900万平方米,而去年销售量只有900余万平方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价下跌已不可避免。恰恰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恰恰在老百姓都看着政府指望它能做一点顺应民意的事的时候,南京政府却逆天而行,放出了这么一个“大拆迁”通告,怪不得开发商都欢天喜地——因为保护费没有白交,老大又发话了。 为什么政府敢于公然托市?这是由它的根本利益决定的。政府的各级官员想要升迁,就必须要有政绩,而城市建设恰是政绩的源泉,此外,各级官员想要捞取个人好处,也必须创造这样大量资金经手的大工程,才能捞个盆满钵满,毕竟,南京房价这么高,以前捞个几百万就可以了,现在也至少要千万了。 南京政府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需要如此众多的城建资金,河西新城还没建成,面积巨大的板桥新城又要匆匆上马了,以南京的财力,同时建设两座新城,老百姓是要勒紧裤腰带了;长江二桥、三桥建设欠的一屁股债还没还清,长江四桥的建设又提上了日程;数条过江隧道的建设即将启动;地铁建设也如火如荼,一号线刚刚建成,花掉的和被贪掉的钱不计其数,亏空尚未填平,一号线南延、二号线又纷纷上马。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瞭乱的“民心工程”和“政绩工程”都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周期内开工和建设的,资金压力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拆房子,倒地皮”就成了政府缓解资金压力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此外,中央鉴于地方政府对土地管理的混乱,决定将土地管理权限上调,这也始得地方政府有一种“权力即将到期”的“危机感”,因此拼命地拆迁卖地,赶这“最后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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