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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企业收入占比稳定在14%左右，也就是说，政府收入快速增长大大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速，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持续多年低于GDP增速。
更为重要的是，增速相对较慢的居民收入增速还存在内部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扩大，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目前占全国40%多一点的城镇人口，获取了全国近70%的收入，而占全国近60%的
农村人口仅获取全国30%的收入。另一方面则是，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这种现象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徐林说。
太平洋证券研发部研究员姜德增认为，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
姜德增介绍，既有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和政绩观，使得政府官员必须靠GDP赢得升迁。然而，作为拉动GDP的“三驾马车”，消费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居民手中，净出口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国外消费者和国内企业手中，政府想在这两方面产生大的影响较难。但是投资不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引导、拉动、调节GDP的增长，因而政府官员天然地有着参与投资的积极性。
这几年的经济发展表明，房地产业的投资既充当了本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又为政府赢得更高的收入增长提供了可能。目前，地方政府仍然牢牢地掌控着作为房地产业核心要素的土地。政府通过出售土地，直接获得了大笔收入。
“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政府收入的快速增长，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居民收入。”姜德增说。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又实行了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使得老百姓看病、接受教育、住房由福利性的公费变为了自费。于是出于对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支出的考虑，居民强化了储蓄动机，较大程度地减弱了居民的消费动力。
对此，中国社科院易宪容教授表示了相同的观点。易宪容表示，近几年来，财政呈2倍于GDP增速的方式增加，财政有大部分钱投入到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这是老百姓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增加收入打开国内消费的大门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缩小存在的贫富差距，增加居民收入。
姜德增研究员认为，从中国政府的改革主旨看，其实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上。
贫富差距不只是中国，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现象，既然贫富差距目前还不可改变，那么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让他们有能力消费，显然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而居民收入的增加也可以将积存的消费潜力转化为消费能力，这是中国急需要做的事情。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想方设法扩大内需，提高国内消费比例，取得了一定成效。
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又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突出的位置，完善对困难地区、困难行业和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制度。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扩大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2006年7月1日开始,中国公务员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这是中国第四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前3次分别是在1956年、1985年和1993年，每次都提高了国家财政支付报酬的人员的工资。这次公务员工资改革，适当向基层倾斜，进一步加强工资的激励作用。我国公务员队伍60%在县以下基层单位，92%是科级以下人员。新的工资制度还向艰苦边远地区倾斜，这对于扶持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提高工资收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有着重要作用。
此外，近几年来，中央财政较大幅度增加了低保补助，由2000年的8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12亿元，覆盖人数由2000年的400多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200多万人，目前已趋于稳定。中国政府决定，2006年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比2005年要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姜德增介绍，政府只要将财政更多的投入到公共领域，完善各种保障机制，并通过各项政策调整居民与居民、居民与政府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有可能真正调动居民消费热情，提升居民消费潜力，从而促成居民消费更快地增长。从而也就可以改变中国目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来源：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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