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二老两年之间老了许多，瘦弱的母亲坚持要去东华金座静坐，我流泪了；

    老丈人、老丈母娘陷入了深深自责，因为当初是他们推荐的房子；

    可怜的太太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压力，她变得沉默、抑郁，她说她受不了这种生活状态，而我发现自己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后记

    彭给记者的信最后时间定格于2005年7月19日15：00时。

    彭澎在来信中说：“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看着路边自己曾经为之流血流汗漂亮的写字楼和进进出出的西装革履的人们，我不禁问：

    我们参与建设的城市发展了，国家发展了，我们这个群体为什么还活得这么苦？为什么开发商拿了我们的钱，不给我房子，还不肯出来见我们？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胸中似乎有很多的感慨和难以排解的郁闷。事实上，记者和彭澎素昧平生，我们一共只有过三次交流的机会，一次是他写给我的信；另两次则是我对他的电话采访。他之所以能在记者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完全是因为他与别人不一样的经历。

    严格地来说，彭其实比一般的房奴更惨。普通的房奴虽然活得也不易，通常压力也很大，但他们毕竟可以感受到房子带给他们的安慰。而彭，三年了，依旧是钱房两空。

    记者曾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彭所卖房的那个楼盘项目做过调查，两度出席与之相关的庭审，切身感受过与彭澎有着同样买房遭遇的业主维权的艰辛。除了跳楼，他们任何的办法都尝试过了，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彭最后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正因为经历这样一场变故，他和父母才不得不一直居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和太太之间的婚姻也出现了一定的危机。他说他的太太因为家庭生活的压抑多次流露想要出国。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彭澎究竟又是怎样的遭遇呢？

    “为什么政府这么多部门都不能帮我们，他们至少可以协调所有相关部门协商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为什么一遇到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老说中国是市场经济了，是法治社会了，让我们找法院？”

    “为什么法院可以判那些要求开发商履行合同提供赔偿损失的业主败诉？或者即便胜诉，他们也不予执行？”

    “如果开发商不给房子或不还钱，如果政府、法律帮不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应该学习犹太人追伐施暴者，找回我们需要的公平？”这些问题是发自彭内心深处的不满和控诉，但是没有谁能告诉他答案。

    “我希望我是一个侠客，救那些被遗忘的疾苦中人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彭最后的、也是最难以实现的心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