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都市里的“蜘蛛侠”

　　高房价下，我们难以摆脱房奴的命运，从新老国八条、到今年的国六条，政策金牌一道接一道的出，但房价只是增速慢了，并没有像许多想买房的人期待的那样，降下来。难道房价就不可能再低了？房奴们就获得不了解放了？有个人偏偏不信这个邪，他眼下就在拼命地努力压低房价。于凌罡，曾被称为是中国个人合作建房第一人。他从2003 年起发起个人合作建房的倡议，他希望通过购房人自己的努力，合作建房以达到降低房价的目的，抗争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高房价，他的行为曾引起了广泛关注，有支持的，有反对的，还有怀疑的，三年来他成功了吗？在最近的一次房展会上，记者见到了于凌罡。

　　记者：“我看你这一年来又是建国门项目又是好多其他项目，这一年来项目有做成的吗？”

　　于凌罡：“没有，得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以前于凌罡主要想通过招拍挂买地，再盖房子。但往往有了合适的地却凑不齐人，能凑齐人了又不一定能拿到地。

　　8岁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于凌罡失去了母亲，这让他萌生了建立一个以轨道交通为主的理想城市的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计划也越来越具体，他还给这个理想中的城市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蓝城”。在于凌罡构思的这个蓝城里，人们不用再为高高在上的房价发愁。简单地说，蓝城的建立模式，就是政府出面组织，百姓自己集资买地建房，而房地产商只负责承包楼盘的建设工程。于凌罡说，这其实也就是个人合作建房的终极目标。

　　于凌罡：“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合作建房，我从最开始我就说，我说只要有三百个人，每个人拿出十五万来，存在银行里面，四千五百万现金，哪怕每个人的钱都还在自己的存折里面，这个资金量也足够让开发商去为我们造便宜的房子。”

　　于凌罡在北四环的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的，他和弟弟住在这里，但是弟弟不常回来，他就把家开成了公司。于凌罡每周都会固定时间，在这里组织合作建房咨询会。今天咨询时间到了，但来的只有一位咨询者。

　　咨询者一：“我是慕名而来。”

　　于凌罡：“您从天津过来？”

　　咨询者一：“啊，我从天津过来的。《今晚报》发送到全国各地，所以我就看到了，看到了这个消息，看到以后，我对于你这种精神挺佩服。”

　　于凌罡：“谢谢您，谢谢。”

　　咨询者一：“所以我说我去看一看，看看怎么样，能不能够成功。我有一个小孩儿啊，跟你差不多大岁数，在北京打工，买不起房子。”

　　又过了半个小时，第二位咨询者来了。

　　于凌罡：“您好，我正好给您讲讲这个芍药居当时合作建房的这个情况。就是说这当时在芍药居做的嘛，芍药居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在芍药居评估啊，这个房子，就是它招拍挂楼面地价大概在4108元/平米，完了我们做完之后呢，加上各种各样的成本，最后呢我们做完大概6750元，那比周边的房价，当时我们评估的周边的房价便宜了一平米至少1500元，这是直接便宜的房价，直接便宜的只是一个小头儿，就像冰山的一角。”

　　于凌罡提到的芍药居项目，现在那块地附近的商品房价格已经涨到了一平米8500块钱左右。不过这位咨询者在听了介绍以后却感觉，合作建房要成功并不容易。

　　咨询者二：“牵扯的方面太多了，它不是说合伙吃个饭，无所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于凌罡目前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不用坐班，每个月拿的工资，除了生活就是贴补公司的开支。然而对于这一点，很多人并不相信。

　　于凌罡：“就是曾经有一次我跟他们去做节目，一个人跟我说，你能不能说说合作建房都为了什么，我跟他说，我说合作建房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让这个社会，能够有人为社会去想一些事情，但是他就跟我说，你要是不想挣钱，你肯定就是个坏人，而且是个大坏人，你不要相信我，其实这社会根本不是这样，就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还在想，那他有没有想过，蜘蛛侠为了什么去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他很穷，甚至连送个比萨都送不好，但是他一样会去考虑社会问题，我也许比那个人还稍微好一些。”

　　记者：“你喜欢《蜘蛛侠》这样的电影是吗？”

　　于凌罡：“我喜欢这种一个人有社会责任感这种，我觉得这是一种基本常识，人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就哪怕他很穷，他也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何况从这个社会来讲，我觉得我的生活和这个能力吧还应该算是社会比较中上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为社会做点儿事。”

　　为了合作建房和理想中的蓝城，于凌罡依然每天奔波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寻找合适的地，或者能改建的烂尾楼。

　　于凌罡：“实际上我们经过正常的核算，按科学的方法去核算呢，那么北京市有三个利润的情况，第一个利润就是政府收取每平米大概1000块钱土地出让金，之后呢大约开发商投资的人可以得到20%的年回报，还有就是金融机构和这个项目管理公司，还有开发公司，能够得到10%余这个项目成本的回报，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这个房价应该控制在3200块钱以内，加上600——700块钱每平米的销售利润，房价不应该超过3900块钱，而现在北京的房价是7500，这中间的部分全都是泡沫。”

　　记者：“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蓝城离咱们太遥远了呢？”

　　于凌罡：“蓝城根本不遥远，如果政府可以审批的话，三年之内就可以入住。”

　　我们给于凌罡总结的两个字是——“顶着”，他一个人试图改变现有的住房机制和购房模式，对抗着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众多房地产开发商。在他之后，上海、广州也都出现了合作建房的倡导者，不过截止目前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成功。

　　很多人质疑合作建房，最典型的一种业内观点是说，搞合作建房是市场的倒退，房屋建设要靠规模才能提高管理效率，只有商业化的运做才是成熟的市场标志。

　　到底合作建房能不能成功我们不想妄下结论，但这种最早出现在欧洲的建房模式，目前在全球80多个国家已经有过成功案例。我们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海外，合作建房被当作是中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方式，政府会在土地、资金及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而在我国，合作建房更像是一场运动，还包含着太多对抗房价暴利和维护业主权益的意味。它更像是一种宣言，一种信号，给我们的政府和房地产商们一个正面的提醒。如果房价没有这么高，如果我们还有更多不当房奴的选择，又何苦自己操劳盖房子呢！

　　六：其他选择的相关背景

　　1982年，在常州、四平、郑州、沙市4个城市首先进行了新建的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由国家、企业补贴三分之二，个人拿三分之一”为补贴模式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房改，在全国各地拉开了序幕。1998年，商品房逐渐增多，房地产业成为当时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一年，国务院23号文——“关于深化住房制度的决定”颁布实施，其中写着：“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含有一定住房社会保障的经济适用住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多住房社会保障的廉租屋。”然而八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少量的经济适用房，少量的廉租屋，更多的是价格不断攀升的商品房。

　　记者拍摄到了去年6月份北京天通苑一个经济适用房楼盘开盘前的情景，为了排上一个号，许多人在外面安营扎寨。当天放5000个经济适用房号，可来排队的有上万人，僧多粥少，为了一个号，现场一片混乱。

　　百姓三：“我也想买经济适用房，比登天都难！”

　　百姓四：“我买的经济适用房，排号买的，排了两天两夜呢！”

　　至于廉租房，更是城市里的稀罕物，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廉租房是什么。

　　百姓五：“廉租房？没听说过。”

　　百姓六：“怎么租啊？谁提供房啊？”

　　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在许多地方还只是“画饼”不能充饥，根据建设部前不久的统计，目前还有70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实施廉租住房制度。而已经实施的城市情况也并不理想，存在覆盖面小、没有稳定的建设资金来源、廉租房制度不完善等种种问题。　

　　而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上，国外有许多可供参考的经验：美国17%左右的居民居住在政府或企业提供的廉租房里。新加坡对全国8.5%的特困户，提供每套42平方米的廉租房，每个月只象征性地收11新元的房租；另外，这些困难户，还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每户购买一套60-70平方米的低价旧房；而对80%的居民，新加坡坚持由政府统一建设租屋供应，坚持小户型和低房价。

　　国土资源部土地管理司的束副司长说，应当倡导70%的人去租房住，而不是买房。这个观点我们同意，租房多好，省得大家背上贷款，成了房奴，过得挺累。人家欧洲有一半人住的房子都是租的，可我们现在的城市住宅自有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几乎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这确实不正常！

　　可是话说回来，看看我们的租房市场吧，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太少，从中介租房的话，那些房东哪个不是高房价下买的房，买的时候房价高，租金又怎么便宜得了呢？

　　租不到便宜房子，恐怕就还有更多的人愿意冒着成为房奴的风险去买房。或许我们买房的观念还有问题，或许年轻人消费还不够理性，但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追求自己的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买房不是鼓励出来的，租房也不是倡导出来的，宁愿背上贷款，宁愿成为房奴，也要买房，只是人们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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