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第一代民间职业政治家，极有可能从这些来自基层的实干者们中走出来。”
任晨光目前有两个身份：北京健翔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健翔园社区居民会议秘书长。
在业委会主任的位置上，任晨光已经做了一年半，而这个居民会议秘书长的职务，任晨光才担任了两个多月。前者是为业主工作，后者则是为居民服务。
对于北京市几乎所有的居民委员会来说，“居民会议秘书长”一词是个陌生的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居委会组织法》)及北京市相关法规中，“秘书长”三个字也从未出现过。
“我们建立居民会议秘书长制度，是想让居民代表大会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独立运行，”任晨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居委会是居民大会的执行机构，居民会议才是决策和权力机构，过去这个关系被搞反了。”
“现在健翔园社区居委会有了居民会议秘书长制度，以后，居民会议由秘书长来召集和主持。”任晨光解释道。
徘徊在被遗忘边缘的居委会
“虽然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但现在居委会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北京市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著名社区专家蔡若焱这样形容居委会目前的处境。1954年颁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并未规定居委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1989年出台的《居委会组织法》取代了原来的“条例”，沿用至今。这个新的“组织法”赋予了居委会民主自治的属性，也规定了居委会由本居住地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居民代表选举产生。但是，今天城市中的大多数居委会，仍摆脱不了传统的浓厚政府行政色彩。
蔡若焱曾经在上地西里小区居委会工作过一年，他说这一年给他的感触很深，其中一点就是，“居委会的工作太多了”。《居委会组织法》中规定的“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构做好和居民利益有关的��等项工作”，使得政府有理由将诸多本该由自己承担的事务转移给居民委员会。从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到计划生育、社会福利和青少年教育保护，居委会的职务范围似乎面面俱到。在面对“一百户至七百户”的服务对象时，居委会这个“五至九人”的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突然变成了政府的“万能工作小组”。
但是在现实中，人们注意到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大家都觉得，居委会可有可无，至少它对人们日常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委会委员评价道，“你看看居委会都在做什么吧，除了发发计划生育宣传单，在黑板上写个告示，提醒居民锁好门，拴好狗，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为居民做过什么实事。”
居委会和业委会之争
然而，有些人却无法忽略居委会的存在。任晨光便是其中之一。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任晨光曾经担任过系里的团委主任，也读过MBA。从2002年筹建北京健翔园的业主维权小组到2005年健翔园业主委员会的正式成立，任晨光一直是健翔园业主中维权的骨干。他的公益热情、组织头脑、理论功底以及实干精神，为他赢得了健翔园大多数业主的信任与支持，被选举为健翔园业主委员会主任。然而，在业委会成立前前后后的工作中，任晨光却发现，平时“不作为”的居委会，其“不作为”的工作方式，几乎成为了业委会工作中最大的障碍之一。
“首先表现在业委会成立的事情上”，任晨光告诉记者。根据建设部制定的《业主大会规程》，要成立业主委员会，首先要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而该筹备组的成立，则要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这个“指导”，在现实中则演变成由街道办事处交给了居民委员会。“如果居委会不牵头，业主大会筹备组就成立不起来，业委会就更无从说起。我们小区当时成立业委会就是这样，到处找人，到处碰壁。”任晨光有些激动地说。
“这只是其一。即使业主大会筹备组成立起来了，居委会不给盖章，业委会还是建立不了。因为北京市有个很‘邪门儿’的规定，业主委员会成立后的备案，需要居委会盖章。”——《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据我所知，目前90%以上的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关系都是不融洽的。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表露出来。”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的行政助理冯金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业委会还有很多受制于居委会的地方，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爆发出来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相关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