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居委会进行“渗透”

　　任晨光进入居委会工作，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2003年，由于被居委会认为“很有能力”，任晨光被推荐进入了当时还处于“居委会领导之下”的居民代表大会。然而，进入居民代表大会的任晨光却发现，居委会的工作中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情况，其中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居民代表大会无法行使对居委会的监督权。

　　2006年2月，健翔园居委会开始改选。“借这个机会，我们提出了一个完善居民会议制度的提案”，任晨光说，“这个提案一是要求居民代表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二是要建立居民会议秘书长制度，由秘书长召集居民会议。”但是这个“完善”的过程却异常艰辛。“前前后后两三个月，反正是难以想象的激烈斗争”，任晨光告诉记者。

　　与任晨光一样怀有同样相法的，还有北京美丽园小区业委会委员朴寅吉。但他没有任晨光那样的运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朴寅吉表示，与任晨光改革的“成功”相比，美丽园小区业委会对居委会的“渗透”战却打得一败涂地。

　　“连居民小组长也没有选上，”朴寅吉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和业委会主任雷霞都参加了今年的居委会改选，竞选居民小组长，“如果程序都是公正地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今年上海市已经率先推开大规模的居委会直选，直选率达到上海小区的40%。但北京市目前大多数的居委会选举仍沿用传统做法，采用间接选举——也就是先由全体具有选举权的居民选出居民代表，再由居民代表选出居委会成员。“我们小区楼多，所以我们每1到3栋楼选出一个居民小组长，居民小组长再出面选出居民代表，最后由居民代表选出居民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三层选举。”朴寅吉说，“我和雷霞的得票都很高，但是他们看到这个情况后，居然把居民小组长选举作废了，跳过这一步，直接到了居民代表选举。”

　　朴寅吉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居民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上一届居民代表推选，而上一届居民代表，是由开发商和物业指定的。

　　尽管如此，记者也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区，开始重新审视居委会的角色，而变冲突为“渗透”，也许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聪明”做法。

　　让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的组织

　　“现在的问题是，居民委员会没有真正成为‘居民’的组织。”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蔡若焱说道。对于业主与居民、业委会与居委会的关系，他有另外一些看法。

　　蔡若焱认为，首先要搞清楚物权和人权的概念，“物权是基于物的，比如我有300平米的房子，你有100平米的房子，那在投票的时候，我就有你三倍的票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权是不‘平等’的。而人权是基于人的，是基于‘人人平等’的，一个人就有一票，谁也不能大于谁。”

　　“应该把这两方面分开”，蔡若焱说，“业主行使的是物权，居民行使的是人权。业主可以是居民，但居民不一定是业主。他们的身份可以合一，但是权利不能合一。”

　　蔡若焱认为《物业管理条例》“越权”了——“《物业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物业管理，实际上已经涵盖了社区管理。也就是说，它包括了对人的管理。蔡若焱所指“对人的管理”在《条例》中对应的文字是“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的秩序”。“这从法律规定上就出了问题。”他说。

　　另外一个问题出在政府身上。“现在的居委会，大部分成了政府的办事机构。”曾经有过一年居委会工作经验的蔡若焱如此说道，“居委会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职能，那些琐碎的职能全交到居委会那边去了。如老年人问题，低保问题，全给它了，这些本来全是政府的职能。”

　　在大部分社区中，业主占到的人数比例实际上是少数。蔡若焱举例说：“一户人家通常有2到5人，而其中一般只有一个人是业主。同时，一个小区里，往往还有大量的外来租住者。凡是居住在小区里的人，都是居民，但是这些居民中，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业主。让这十分之一的人，来承担社区各方面管理，来承担对许多关于人的事务的管理，显然是不合理。”

　　“居民的事务交给居民，交给居民委员会。与物权相关的事情，则由业主和业委会负责。”蔡若焱说，“只有这样，社区管理才能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打在时代前面的信号灯

　　不管是业委会还是居委会，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民间活动家，正在通过基层民主自治，经历和学习一场来自现实生活的职业政治培训。也许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所言，“中国的第一代民间职业政治家，极有可能从这些来自基层的实干者们中走出来。”

　　“我在实践中会学到很多和居民及业主打交道的经验，学会一个群体如何达成一个共识。从这方面讲，是会培养起很多政治素质。因为政治就是解决众人的问题。”任晨光说自己的初衷只是希望把小区内的事情办好，而没有想过要往从政的方向走，但是他同时也表示“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财产权的明确和民主意识的发展，并不排除社区基层自治中能走出未来的职业政治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也会考虑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他最后告诉记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