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1956年生于成都。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1987年到1989年，被借调至四川省文学院从事文学创作。1999年成立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曾参加首届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中国房子/建造五人文献展、德中文化年“土木——中国青年建筑师展”、法国蓬皮杜中心举办的中法文化年——中国新建筑等展览。主要作品包括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四川美院雕塑系、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等。主要著述包括《英雄》、《高地》、《灰色猫和有槐树的庭院》、《明月构想》、《此时此地》、《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

　　刘家琨曾经是成都白夜酒吧的常客。事实上，白夜酒吧内部设计正是出自他的手：宽大的玻璃幕墙，线条简洁的银灰色的桌子和椅子，天花板上吊着奇怪的装饰，形状类似放大的黄色酵母。每一个初次来到白夜酒吧的人都会被这种极简主义风格的设计吸引，也被迷惑。但是很快，白夜的风格就发生了改变，甚至可以称得上“破坏”。“破坏者”不是别人，正是刘家琨。线条简约的椅子显然无法承受长时间喝酒谈天的身躯，刘家琨要求白夜酒吧的主人，他的朋友诗人翟永明安置了一张长沙发以便休息，而这个深棕色的沙发与以前银灰色的调子冲突颇大。他甚至要求这个由啤酒、咖啡和书画构成的文化沙龙里出售银耳汤，因为宿醉的人最需要这样的甜品。当然他的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从这一点或许可以了解刘家琨的某些特质。尽管他也能玩很漂亮的术语和概念，但是一旦那些东西对他的创作造成障碍，他就会很实际地抛弃它们。在采访中刘家琨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觉得建筑是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应该成为个人的纪念碑。他也不在乎个人印记和符号，他认为立足当下，处理现实才是他的追求。

　　当然，这种对待现实的姿态并不意味着放弃个性，或者想像力的丧失。恰恰相反，刘家琨很有艺术创造力。1982年他刚刚从建筑学院毕业，就参加了一个日本博物馆的设计竞赛。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设计作品没有赶上最后的竞赛截止日期，但是仍为他赢得了赞誉。他的方案是将博物馆安置在海滩上，涨潮时博物馆沉入水底，退潮时博物馆浮出海面，两种情形各有风味。1994年开始，他为画家罗中立、何多苓等艺术家设计的富有想像力的工作室系列为他成为国内建筑师中的佼佼者奠定了基础。如今，他的工作室里永远有忙碌的身影。在我们谈话中间，就有国内大型的企业集团向他发出邀请。不过他似乎对这忙碌的生活保持了难得的超脱与冷静。他说：“我从不认为世事恒常。”

　　“……最重要的不是医生和建筑设计师的区别，而是一个下乡知青由农村那个圈子跳到城市的这种转变……我这些千差万别的志愿背后只有一个目的，早点跳出农村，找一份工作，改变当时的生活处境……”

　　城市画报：很久没看见你出现在白夜酒吧了，那里可是你的“据点”，怎么没有去了？
　　刘家琨：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主要是因为之前我的右眼被撞伤了，不能喝酒。你想，到了“白夜”，看见翟永明、何多苓，还有其他朋友在那里喝酒，而自己喝不了，那是多么痛苦。完全无法融入到那种氛围中去嘛。所以就去得少了。
　　城市画报：还有其它的原因吗？
　　刘家琨：还有就是太忙了。比以前忙。
　　城市画报：像你、张永和……你们这批少壮派建筑师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刘家琨：一个字——“忙”。业内有一种说法，建筑师需要30年的成熟期。如果从18岁读书算起，我们到现在是刚刚进入成熟期。时代的需求、我们本身的积累和成熟度造成了这个“忙”字。
　　城市画报：当年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建筑设计这一行？
　　刘家琨：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干这一行。我1977年考进重庆建筑学院。事实上那时我对建筑一点概念也没有。那时候大家都下乡嘛，我也是一个知青。我父母都是医生，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本来应该是学医的。但是我周围的朋友不少是画画的，我也受他们的影响，对绘画也很感兴趣，可是当时我又不敢报考美术学院。
　　城市画报：为什么不敢报考美院呢？
　　刘家琨：我周围画画的朋友都是“老师”啊，他们都要去参加考试。美院招生的名额又少，所以我不敢去报。我听一个中学老师说这个建筑学院和美术也有关系，于是就报了建筑学院。之前我完全没有听说过“建筑设计”这个词。在我报考的志愿中，医学院还是排在前面的。我报名的医学院属于卫生部管的重点院校，而我报名的建筑学院属于教育部的重点，听说那时候是教育部先挑，所以我就进了建筑学院。阴差阳错。
　　城市画报：现在回想这种命运的阴差阳错，对你个人性格以及思想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家琨：也许通过一定的职业训练，会矫正一个人在性格上的缺陷。我本身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但是在做建筑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变得严谨仔细一些。这是工作上的要求。你进入一种工作状态后就得这样。除此之外，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心不在焉。可能这就是职业选择引起的性格改变吧。
　　城市画报：但是假设你最终是进了医学院，成了一个医生，那也需要严谨仔细的方面啊。
　　刘家琨：所以说最重要的不是医生和建筑设计师的区别，而是一个下乡知青由农村那个圈子跳到城市的这种转变。我家人都是学医的，我选择学医可能也只是门路多一些，熟人多一些，职业本身当时对我并没有多么重要。我那时候的志愿里还填了皮革处理、仓库保管等等志愿。你可以看出来，我这些千差万别的志愿背后只有一个目的，早点跳出农村，找一份工作，改变当时的生活处境。

　　“……如果我们想预测未来，我们可以向过去看。从目前所显露的一些端倪中看，我想经过一段快速而狂热的发展期后，当硬件达到一个水准后，在那些爆炸式的建设风潮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呼声。这些呼声意味着民众对建筑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城市画报：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
　　刘家琨：我认为我骨子里肯定有理想主义成分，但一般来说建筑师们都有，否则很难把这么艰苦的工作继续下去。（你会觉得理想主义很珍贵并且需要保存和培养吗？）理想主义是很珍贵的，但我并不知道怎么培养。如果信念足够强大，妥协有时就是一种方法。如果不够强大，后退常常导致崩溃。
　　城市画报：从1977年你开始接触建筑这个概念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这20多年也是中国建筑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你看来，哪些变化是你关注的。
　　刘家琨：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游手好闲”，不过我仍然看到了建筑在时代中的变化。中国的建筑形态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古典建筑，比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故宫以及各种地方民居。民国时期出现了古典与西方之间的融合，这种建筑形态在南京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像中山陵。建国以来计划经济时代也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间有一些断裂，但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建筑形态是大型工厂、学生宿舍、“北京十大建筑”啊等等。 “北京十大建筑”在全国各地还有小型的翻版。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开始，城市大规模改造进入了高潮，出现了一批仿照西方风格的建筑形态。我想这几个时期的建筑形态上的变化都不是由建筑师来主导的，应该说是由社会意识来主导的。
　　城市画报：你觉得在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里，中国的建筑形态还会发生哪些变化？
　　刘家琨：我无法预料。我只参与了刚才我所说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建筑设计。从这几个阶段的跳动中我也很难预计未来。如果我们想预测未来，我们可以向过去看。从目前所显露的一些端倪中看，我想经过一段快速而狂热的发展期后，当硬件达到一个水准后，在那些爆炸式的建设风潮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呼声。这些呼声意味着民众对建筑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要求。这种变化甚至可以在房地产商的广告上看出来。人们更加注重品质，更加注重文化，或者更加注重有没有民族性，而这些变化都是不同的方向。
　　以前的社会是由政府主导的单一结构，所以传统中国建筑实际上很单一的，因为人们的交流是单一的。民国时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变化，表现在建筑上，有传统的、有中西合璧的、也有上海滩那种殖民地风格的。到了计划经济时期，制度又很单一，建筑也就变得单一了。而如今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所以我想多种建筑形态会是多元并存的。
　　城市画报：我发现在你的建筑作品中，个人的和公共的建筑作品比较多，而商业性的建筑比较少，这是为什么？
　　刘家琨：恐怕是这样的。我以前在设计院工作，做了一些政府工程。后来从设计院出来自己干，刚刚起步，显然只能接受一些朋友式的委托。他们比较了解我，对我比较信任，所以前期个人化作品要多一些。而由于我的设计院经历，大家对我的公共性建筑也有一定信任，这方面作品也比较多。
　　商业建筑基本上是市场操作，它有自身的规律，比如说开发压力大，更大的尺度，更快的速度，甚至必须依靠人海战术来完成。像我这样的小事务所未必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即便是我在商界也有非常好的朋友，我也不能够去承担这种业务。近年来做的商业建筑要多一些，这大概也是因为社会意识的提高。购买者也好，商业开发者也好，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仅仅要求量，更开始要求品质。他们原始积累的压力慢慢消除了，他们希望做出有更多附加值的东西，当他们在独特性、是否更加细致地处理问题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时，我的业务就多了起来。我想建筑设计和很多行业一样，是攀附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人算不如天算。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像我这种40来岁的人经历了好几个大的动荡，这些动荡几乎是断裂性的，跳跃极大。在这样的时空状态下，有时候想起另外一个时空状态下，甚至会非常惶惑，似乎自己已经活了几辈子……”

【来源：城市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