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画报：在现实生活里，有没有哪座城市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是你欣赏的？
　　刘家琨：中国城市正在高速发展中，能量令人兴奋，纵然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并非一无是处。有好多城市的某些角落都是我喜欢的，比如我就喜欢我工作室所在的成都玉林小区。
　　城市画报：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开始真正理解建筑的？大学毕业后那10年你做了什么？
　　刘家琨：到我认真进行建筑创作已经是1993年左右。因此虽然从1982年以来我的职业一直是建筑师，但是真正从事建筑设计还是最近10来年的时间。由于我一开始就不喜欢建筑设计，学校里的4年，包括毕业后的十几年，我都没有把精力放在建筑设计上。我没有真正爱这一行，也没有把它作为我的事业。相反我对其它事情的兴趣更大。我一直想画画。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青年一样爱好文学，偶尔我也写小说。这么多年来我交的朋友也大多数是作家、诗人和画家。我从设计院借调出去，在文学机构里面游手好闲。单位领导认为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城市画报：你觉得文学和建筑有什么共同点吗？作为一个建筑师，你是怎么理解文字的建筑美的？
　　刘家琨：小说和建筑的共同点是都需要设计，都是一种谋划。文字就是文字，建筑就是建筑。好的文字表达出除了文字用其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好的建筑也表达出除了建筑用其它不能表达的东西。我不愿意说某头牛是一匹好马，哪怕它跑得飞快。
　　城市画报：所谓“游手好闲”那段经历与你后来从事的建筑设计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刘家琨：一个人在选择他最终的事业前会有其它方向的尝试。我想这种情况在西方社会更加常见。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也是今天的基础，比如分寸感、想像力，文学和美术都给了我很好的训练。这样人会多一种参照系，同时你对社会的关注，你对精神的归依，在这些爱好中能够更好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确耽搁了一些时间，但这些经历已经给了我人生不同的内容。
　　城市画报：经过了这些变化后，你觉得自己会一直沿着目前的选择走下去吗？
　　刘家琨：不见得。我觉得不同的表达工具能带给人不同的满足。建筑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好机会，同时我的事务所也在轨道上正常地忙碌着，很难让这个事情中断下来去干其它的事情。但是好多东西是建筑学无法表达的啊，所以我对其它事情的兴趣一直很保留着。我说不见得，是因为我们不能预料这个时代的快慢与节奏，抑扬顿挫，我们都无法预料。
　　城市画报：看来你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有计划性的人。
　　刘家琨：没有什么计划性。不管哪个时代的人，人算不如天算。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像我这种40来岁的人经历了好几个大的动荡，这些动荡几乎是断裂性的，跳跃极大。在这样的时空状态下，有时候想起另外一个时空状态下，甚至会非常惶惑，似乎自己已经活了几辈子。所以时代再怎么变，我也不觉得意外。我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者确立一个志向，仅仅是对生活本身感兴趣。
　　城市画报：那么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吗？
　　刘家琨：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是一个乐观而宿命的人，我从不要求世界的恒常。（你理解的宿命是什么？）我所说的宿命并不指宗教，而是对不可掌控的事物的平静态度。
　　城市画报：那么你想通过建筑表达什么呢？
　　刘家琨：建筑项目一启动，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活动。不管启动者是商人、政府还是朋友，他们都要建筑师达到某个要求。过程中还要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做的东西要符合当下的社会现实。这些互相都是发生密切关系的。有时候我是在处理一些传统上的问题，但实际上也是着眼于当下。这次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题目就叫《处理现实》，这个题目我想不久我还会讲。我以前出了一本书《此时此地》，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我就是立足当下。
　　城市画报：那么你怎么看待建筑中的那些个人烙印或痕迹？
　　刘家琨：我认为没有必要有意去保留那些烙印和痕迹，只是它们不可避免地被保存了。建筑终究是一个公共的事业，而不应该成为建筑师一个人的纪念碑。在你做一件东西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那些印记，但是你不必去夸张它，或者故意把一项工程搞成自己的传记。